近日，韩国“N号房”事件的相关舆论还在不断发酵。
该事件指的是一个犯罪团伙自2018年开始，在名为Telegram的秘密聊天房间中、将被威胁的女性作为性奴役对象，并在房间内共享非法拍摄的性视频和照片的案件。
“N号房”这个名称来源于Telegram中多个聊天室的名字，依次被称作“1号房”到“8号房”，里面传播的内容包括女性吞排泄物、被性侵、乱伦、在体内被放置活虫等。
而作为性侵事件的传播平台，Telegram则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由两名俄罗斯程序员在2013年主导开发。Telegram以保护隐私著称，可实现端到端的加密，同时也有着类似于Snapchat那样阅后即焚功能。
作为一款匿名社交软件，Telegram用户的个人信息完全隐蔽，连姓名都可以随意修改。它的种种功能还使其海外服务器避开了韩国国内的安全审查。由此，Telegram无意中成为了性侵事件的温床。
近年来，韩国性侵类案件被频频曝出。而此次N号房事件之所以引起韩国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主要在于其涉及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
据韩媒报道，N号房事件从2018年12月持续至2020年3月，长达1年零4个月之久。
在N号房涉及的诸多聊天群中，所有的曾经加入过的成员数量多达26万人;根据韩国警方所掌握的线索，仅涉事的关联房间中的“博士房”，被害女性就多达74人，包括十几位女艺人，甚至包含16位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年仅11岁。
事件被披露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是去年韩国《国民日报》记者展开卧底调查后被揭露的。
据《人物》援引《国民日报》，2019年6月，记者们潜入“N号房”的衍生房中，发现一天内就有超过1.5万条淫秽信息流出，大多数是强奸儿童的影像制品或非法拍摄品。作为基础成员的身份还有一定的维持门槛：如不上传自己拍的视频或参与性骚扰对话，就会被强制退出。
学生记者们还发现，通过商品券的形式付费，他们可以从低序号房逐渐混到高序号房，随着序号数字变大，视频尺度也跟着递增。换言之，想要看到最为淫秽的视频，还需要“升级房间”。
在N号房里，女性被直接称作“XX狗”、“来月经的东西”。
而视频中的内容则更令人发指：受害者大部分看上去是中学生;对着摄像机自慰是最基础的要求，视频中还包括模仿狗叫、裸体躺在男厕所地板的孩子们。
对于这些记者们来说，2019年夏日的一天则是采访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刻。彼时，一位少女疑似被关在旅馆的房间中，随后成年男子对其实施了强奸。全过程观看者一片欢呼，称“这就是收拾宠物”。
后来，据调查记者进一步了解，N号房事件的发展还经历了许多演变。
2018年下半年，网名为godgod的嫌犯在Telegram上开设了从1号房到8号房共8个聊天室，
通过分享女性淫秽视频内容牟取暴利;去年2月，godgod把群主权限移交给另一位网友watchman，但godgod创立的准入制度未曾改变。
去年9月，watchman销声匿迹，N号房解散。然而，在N号房之外，Telegram上又出现了。按职业划分的“女军人房”、“女护士房”、“女教师房”等等，他们常常被举报，但又会重组出现。
在这些N号房之后创立的房间里，“博士房”是一个最为极端的内容空间。运营者“博士”会要求女孩们在身上用刀刻下“奴隶”、“博士”等字样，以标志他们是这些成员的玩物。甚至，女生们在所有的被性虐视频中，还要举起小指，打上“博士创作”的标记。
这些记者随后把所有截图交给了警方，但不少人也因此陷入代入式心理创伤，并且为无法阻止正在发生的事而感到罪恶。
从被忽视到加速办案
N号房事件发生后，韩国警方经历了从消极对待到逐渐重视的过程。
据韩国法务部资料显示，2016-2019年间，韩国国内每年会接到约4000起淫秽物传播案件。其中，受到罚款以上处罚的不到30%，半数案件会遭遇起诉中止或证人中止，不了了之。
去年，N号房事件也如是。一名25岁的大学生金在洙(化名)第一次看到N号房后，受到了冲击，他同样选择了报警。警察再一次没什么反应，只说“会向网络调查队举报”。
后来，警方对此事的怠工行为造成事件反转。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金在洙从举报者变为观看者，并逐渐成了性剥削主导者，并以数十万韩元的高价进行淫秽视频的交易。自此，警方逮捕了金在洙，才开始加快对N号房事件的调查。
经过数月调查，2020年3月16日，首尔警方抓获了14名跟“博士房”相关的嫌疑人，其中就包括主犯“博士”。
随后，韩国电视台SBS披露了“博士”的身份信息。“博士”真名赵正彬(音)，出生于1995年，2018年大学从某大学信息和通信专业毕业，在校期间学习优异，获得过奖学金，曾担任学校校报主编，撰写各类政治报道。此外，赵正彬甚至还在2017年10月参加过志愿者团体，为孤儿院提供志愿服务。
3月25日，犯罪嫌疑人赵主彬被移送检方 。
此外，被逮捕的13名共犯中，年纪大多在24-25岁左右。这些共犯会对受害者施加性暴力，负责洗钱、散布视频、运营聊天室等。
关于受害者的信息调查方面，截止3月20日，韩国警方确认，仅“博士房”的受害者就达74人，其中16人未成年，年龄最小的仅11岁。
近日，韩国对于该事件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3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要求警方调查聊天群所有会员。显然，每一位会员哪怕只是性侵视频的观看者，也都是冷漠的加害者。
尽管韩国一般不公开非公众人物嫌疑犯的个人信息，但由于本次事件之恶劣，据《人物》报道，眼下，请求公开26万成员个人信息的呼声越来越响，相关请愿人数突破了260万;与N号房事件有关的所有请愿人数更是超过了430万。
韩国性侵事件频发
在国家政府的敦促之下、舆论的利剑之下，相信N号房事件相关的涉案人员必将被严惩。
不过，N号房事件之外，韩国更亟待完善的是与立法、司法有关的条例，也包括通过教育等柔性方式去减少此类犯罪。
毕竟，本世纪以来，韩国的性侵犯罪事件和与性相关的胁迫事件屡见不鲜。
据《人物》援引韩国大检察厅的报告数据，2005年至2014年的十年间，性暴力犯罪的数量翻了不止一倍。据《朝鲜日报》统计，10-19岁遭受性侵的比例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10倍，多达一半是集体性侵。这些案件中，报案率仅一成，起诉率低至2%。
2005年，光州仁和聋哑学校的一位职员揭发了前行政室长强奸听障女生的事件，后来案件审理的判罚却很轻。后来，该事件改编成了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电影《熔炉》;韩国国会也有因舆论的倒逼而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名“熔炉法”。
2008年，57岁的男子赵斗淳性侵8岁小学女生，造成后者终身残疾，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这一案件后来也改编为轰动一时的电影《素媛》。
客观来讲，一系列性质极其恶劣、甚至惨烈的性暴力事件和相关的文艺作品，的确推动了韩国在这个领域方面的立法。
据《南方周末》报道，近年来，韩国不断推出越来越严苛的性犯罪惩处措施，包括提高量刑标准、应用电子脚镣、实施化学阉割等。2013年6月19日起，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犯罪，韩国最高刑期升级到无期徒刑，在暂停死刑的韩国，这已是最高刑罚。
然而，除了N号事件外，近两年内韩国性侵、性威胁和单纯与性别相关的暴力事件也还是频繁发生：
2016年5月，首尔江南地铁站的公共卫生间内，发生了针对女性的无差别随机杀人案。凶手以“对方是女性，而自己厌恶女性”为由，将一位23岁女子残忍杀害。在受害者出现之前，六名男子经过，凶手都未动手。
2019年3月，韩媒曝出韩国男子团体Bigbang成员李胜利涉嫌在夜店有过性骚扰和性暴力行为;不久后，韩国艺人郑俊英也被曝出，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拍摄女性，并将其散布到SNS聊天室;就在去年年底，自尽的女艺人具荷拉，也在生前被前男友以私密视频相威胁……
这一切说明，对于韩国来说，抗衡性暴力犯罪的难点不仅在于量刑措施的改变，还涉及部分男性根深蒂固的物化女性、甚至是厌女思维。
据《南方周末》援引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对庆尚南道中小城市的警官做的一项调查，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一半以上(53.8%)的性暴力是由于女性穿着太暴露引起;当醉酒女性遭受性侵，37%的受访者认为责任在于女性。
这也是为何性暴力犯罪一定程度上更频繁发生于性别相对不平等的国家——比起施暴者，受害者很多时候会面临更多的责难，这也使得事件本身会加大被曝光和立案的难度。
而在数千年大多数地区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中，想要改变部分男性底层的性别优越逻辑，真正认可女性的平等性，或许还要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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